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種子植物區(qū)系研究”即將結束之際的1995年，彭華博士畢業(yè)；1996年底，德銖從國外做博士后歸來。我們先后在吳先生身邊工作，與先生接觸相對較多，也受教良多。
先生曾有言：為學無他，爭千秋勿爭一日。有了之前幾十年的調查積累，進入耄耋之年的吳先生，也在歷經(jīng)管理和領導學術的多年繁忙后，開始如他謙謂的“折節(jié)讀書”時期，實則可謂于學術上競放異彩。1996年在紀念其80華誕的“東亞植物區(qū)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東亞植物區(qū)和調整世界植物區(qū)系高級階元，即東亞植物區(qū)與泛北極植物區(qū)并列，以及被子植物“多系、多期、多域”起源的學術觀點。在90高齡前后，克服視力高度下降等諸多困難，每天堅持工作6小時以上，終于帶領弟子們完成了《中國被子植物科屬綜論》、《中國植物志（總論）》、《種子植物分布區(qū)類型及其起源與演化》、《中國種子植物區(qū)系地理》四本專著。這些著作先后在2003年－2010年間出版，了卻了他一生的心愿。正如他自傳里所言，這些工作需要不斷有后人的深入工作加以檢驗和證實，顯示了一個學者的襟懷。
1956年，面對云南和全國暴露出一些破壞森林的問題，他和壽振黃先生提出了建立自然保護區(qū)的設想，以起就地保護之效；世紀之交，他又站在國家長遠利益的高度，建議建立 “中國西南野生種質資源庫”，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并實施，實現(xiàn)離體保護，為我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做出了前瞻性的部署。
早在西南聯(lián)大時期，先生就整理了明代嵩明人蘭茂的《滇南本草》，自寫自畫自印《滇南本草圖譜》第一集。2007年2月，先生又接受中華大典主編任繼愈先生的委托，出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主編，不顧年事已高，毅然承擔起保存和發(fā)揚中華傳統(tǒng)植物文化的重任，倡導植物考據(jù)學的興起?；谒慕艹鲐暙I，2008年，國家把科學技術最高的榮譽——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給了他。一個類似獎項復雜的申領過程和組織，使我們在多次的代行答辯中從浩若煙海的背景資料中深刻體會到從滄桑世事的一個老科學工作者畢生對祖國和科學事業(yè)的深深熱愛和眷念。
先生被譽為中國植物的活字典，絕大部分的屬和約半數(shù)的種類他都可以直接給出拉丁學名。攻讀博士期間，就曾聽研究室李恒先生介紹，1983在湖南壺瓶山的一次野外考察中，吳先生一路走過，一路植物的拉丁學名就呼之而出，如數(shù)家珍，隨行者均驚嘆不已；類似的精彩在1986年的貴陽“全國植物區(qū)系地理培訓”六沖關實習中重現(xiàn)。2010年5月21日，兩位博士生隨彭華去探望先生，一個說到做蒼山區(qū)系，先生立即說起1930年代與合作者在蒼山的采集，大感往事如煙；一談到我們在永德大雪山采到孫必興先生發(fā)表的紅山茅屬另外一種，可恢復亞屬的概念，他依然敏捷地說出其拉丁學名Rubimons 。轉眼間偉人已逝，弟子潸然。
先生為國家和科學鞠躬盡瘁，他的一生伴隨中國現(xiàn)代植物學的誕生、成長和騰飛，是這一波瀾壯闊發(fā)展史的縮影。先生是中國植物界的一座豐碑，他在植物分類、植物地理、植物資源和植物考據(jù)等研究方向做出的貢獻將長存于世，彪炳千秋！
